“作为社会化考试有几个条件。首先，其内容和难度的设计必须基于用人单位的需求分析，为特定社会需求服务；其次，社会化考试完全是个人行为，学生考试成绩只能报给考生本人；另外，社会化考试的运转应当与教学脱钩的。因此，看上去四六级考试在向社会化考试转型，但都是表面现象。”蔡基刚说。

　　蔡基刚坦言，“现在四六级考试既想享受教学考试带来的地位垄断性和生源保障性等好处，又想享受社会考试带来的认可度，这是不可能的。”

　　2017年年初，教育部副部长林蕙青曾表示，首个覆盖我国各教育阶段英语测评、教学、学习的能力标准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已完成主体研制，预计2017年年底公布。同时，国家英语能力等级考试计划在2020年前逐步推出。

　　虽然通过多方可以确定，这并不代表四六级考试将会取消，但四六级考试的未来究竟在何方？

　　蔡基刚表示，回顾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发展的30年，这一测试的出现对于社会和高校重视大学英语，推动大学生的英语水平提高起到了历史性的贡献。但是它给我国外语教学带来的弊病也是有目共睹的，其带来的“应试教学”和 “高分低能”结果困扰了一代大学英语教学的定位和发展，影响了一代大学生用英语开展专业学习能力的发展。

　　蔡基刚认为，作为一个的、统一的，一段时间行政命令性的教学水平考试已失去了其存在的依据，它抹杀了地区的学生水平差异和各校办学定位的差异。

　　蔡基刚解释：“现实情况是我国地区差异太大，各地各校新生入学水平无法比较。如现在的上海高校新生的词汇水平可能达到4000了，但有些地区最多只有2000词汇量，怎么能够要求他们在两年后都达到统一的水平呢？这就导致四级考试一次通过率始终在30%左右徘徊，也引发了普遍性的应试教学。”

　　此外，蔡基刚表示，英语教学水平的考试是否需要全国统一的测试是值得思考的。“我们真的需要这么多‘菜刀’吗？现在英语能力考试在国家层面已经有高考(精品课)，四六级考试，英语专业四、八级考试，全国研究生统一考试，人事职称考试等7种，如加上其他测试方式，大约有十几种。每种考试都是一种利益，最终受伤的还是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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